12月18日，“志同道合——我国印文明大展”在地处上海嘉定的韩天衡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我国印章开展前史为主线，聚集我国历代玺印与名家篆刻著作、明清以来集古印谱和篆刻家印谱，以及珍稀印材等560多件展品，其间近七成为初度揭露展出。

  汹涌新闻在现场看到，其间既有西泠印社藏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古玺印汇录《顾氏集古印谱》，明代文彭“琴罢倚松玩鹤”青田石章等，也有“关中侯印”龟钮金印，勾勒出简明我国印史。

  展览中，西泠印社的古印章、古印谱多达50件（套），这也是西泠印社的文物名品初度大批量来沪展出。

  说起“我国印”或许首要想到的是古代绘画上画家、藏家留下的痕迹。但事实上，印的来源很早，作为重要的凭据信物，它与人类文明的演进相伴。我国印章三千年的前史，它从一开端就走上文字印而非图画印的路途，与书法相伴，成为我国一起的艺术方式，并与我国的文字书写构成一套完好的系统。现在所说的“我国印章艺术”不只触及印章，还包含印谱、印材等多个方面。

  此次展览就包含了印文明几大方面，这中心还包含周秦两汉的古玺和明清文人门户印章，古代的印谱；精巧印材（如田黄、鸡血、荔枝冻、芙蓉、艾叶绿等等）；以及历代名家雕琢印纽（如圆雕、深雕、薄意等）。

  在策展人、闻名篆刻家韩天衡看来，此次展览之所以可谓“大”，是因为在展览中古印谱有150余部、周秦两汉的古玺印有130余件。此外，明清门户印章包含有明代的文彭、何震、苏宣及清初的程邃、林皋等，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邓石如的皖派以及吴让之、徐三庚等，以及之后的赵之谦、胡匊邻、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名家印章有一百多方；印石也有一百多件，其间不乏86斤重的尖端鸡血石、800多克的大田黄等极为稀有的印石。

  在展览开幕式上，韩天衡以印史归纳了展品，在他看来，印文明诞生于7000年之前，是国际最陈旧的艺术之一，我国印章呈现于殷商时期，已有三千多年的前史，且别出机杼，不同于西亚多为人物印，我国印以文字为主，它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凭信法物，也是阶级社会的产品，无论是帝王将相，军政工商，乃至个人佩用，都表现为权利和信誉的凭据，后拓宽到艺术之中，及至今天，印章在我国仍有着广泛使用。

  大约2500年前，我国就呈现了青铜、玉雕印，其时的印章以文字为主，并没有过多的雕饰。而我国印章为何会成为高深的艺术，也与我国文字的沿革有关，伴随着甲骨文、金文、小篆、缪篆、隶、楷等书体字体的渐进演绎，春秋战国古玺、秦印、汉印、魏晋印及唐、宋、元印，印风鱼龙改变，各臻其妙，构成周秦汉魏古玺印；一起，从竹简到纸载体的改变，也影响了印章的巨细、白文朱文的改变。

  但始自战国的玺印，到了宋元却呈现了改变，文人用印需求的添加，宋人米芾、元人杨维桢的自用印多达二三十枚。据记载画家王冕曾用自己家园的石头（花乳石）刻印，但未成气候。直至明代中后期，青田石、寿山石等印材呈现，并被文人引进到印章范畴。原印印谱的诞生，也成为文人治印的艺术水准丰厚和进步的一种办法，量多而质高的印学论著，对门户印章的勃兴，具有启迪和攻略的效果。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地点的嘉定，与文人制印也有根由。据韩天衡考证，1633年，嘉定竹刻创始人朱鹤（松龄）的曾孙，拿了一本“松龄印谱”让旅居嘉定的明末画家、篆刻家李流芳题跋。“朱松龄的生卒年不清楚，只知道是弘治正德时人。但他的曾孙和李流芳是一辈，李流芳是1575年出世，那么朱松龄生年大约在1500年，并且会刻印。他大约七十岁左右逝世，那么他的印谱至少要比现在一般以为最早的文人印谱‘何雪渔印谱’早三十年。”韩天衡说。

  在此次展览中以印为头绪，以韩天衡美术收藏品为根底，并向西泠印社、河南印社及海内外藏家广泛借展助力而成。其间来自西泠印社的古印章、古印谱多达50件（套）。这也是西泠印社的文物名品，初度大批量来到上海展出。

  走入展览之中，一列印谱成为了探求前史的进口，展览由《顾氏集古印谱》开端，这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古玺印汇录，明代上海顾从德于隆庆壬申（1572年）辑成。《顾氏集古印谱》原有六册，展览中展出的是西泠印社所藏的《顾氏集古印谱》，为张鲁庵旧藏，仅四册。

  此谱汇辑了顾氏家藏及友爱藏印共约1800方，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此前的成谱工艺或手摹笔钩，或枣梨翻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能真实地反映秦汉原印的面貌。此谱第一次运用古玺印什物，以上等朱砂印泥钤盖于纸上。无论是从版别学、史学仍是从篆刻学的视点讲，《顾氏集古印谱》都具有艺术和学术价值。

  展览中紧随其后的范汝桐辑《范氏集古印谱》、郭宗昌辑《松谈阁印史》，都是明代重要的集古印谱。

  《范氏集古印谱》来自明代中后期重要的古玺印保藏家范大澈的保藏，其叔父为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大约从二十几岁入京时起，范大澈开端留神秦汉古印，游宦各地之余，苦心搜集，前后达36年，共得古印3600多枚，恐其散佚，令其子范汝桐集为《范氏集古印谱》。

  “四明《范汝桐集》，明万历丁酉 (公历1897年）。高七寸九，阔五寸，黑线格，高六寸三，阔四寸。每面四行，上下两横格。前后边十六印，下注释文、钮式。卷一官印五百八十三，卷二至卷十私印三千五十九。”

  如此之多的古印保藏，从鉴别、购买到庋藏，需求平生之力，乃至是祖孙数代之力。以范大澈为例，他的古印保藏从26岁起，至印谱完结时止，前后历经四十年。即便在其经济最困难的时分，他保藏的法帖名画简直流失殆尽，古印却一向妥善保藏。

  可见，要想取得数千古印之藏量，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别的，庋藏数量与经济实力和宦游阅历是休戚相关的。无论是宁波范氏与上海顾氏，从事古印保藏的主人都有过在各地当官的阅历，尤其在无网络、拍卖的年代，任职京师能看到相对会集的藏品，搜集相对简单。

  在展览现场还展出了私家藏的《顾氏集古印谱》，与西泠印社的原钤本比较，私家藏为罗王常辑的木刻本，观者也可在展览中探究两者的不同。

  明万历中期，文人篆刻家著作开端聚集成谱，先后有何震、程大宪、吴可贺、梁袠、胡正言、金光先、苏宣、汪关等篆刻家以自刻印汇辑成谱。万历四十五年（1617），太仓张灏更是机杼别出，聚集了文彭、何震等二十二位篆刻名家的480方印作，钤成《承清馆印谱》两种。从此，创始了集各家印成一谱的格局。

  被誉为“三堂”印谱的明末张灏辑《学山堂印谱》、清初周亮工辑《赖古堂印谱》、清乾隆中期汪启淑辑《飞鸿堂印谱》，以及稍后的顾湘辑《小石山房印苑》、庆宽辑《松月居士集印》等为数不少的印谱，均属这一类型。

  据调查，从《顾氏集古印谱》面世至明末的74年间，出书的印谱有近八十种。清代印谱刊行更遍及，闻名篆刻家大多有印谱行世。聚集印章最多的印谱是山东潍坊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录入古玺印约万方，是一部盛况空前的巨作。在传世的不同册数的版别中，以陈介祺笺注的稿本最为稀有，现在已知共五部，别离藏于我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另一部为私家所藏，也在展览中陈设。此外由西泠名家黄易父亲黄树穀辑藏的印谱《孝慈堂印谱》，也在此次展览中初度露脸。

  在印谱后方的展柜中，“关中侯印”龟钮金印熠熠生辉，这是一方三国魏的金印，也是韩天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汉旧仪》：“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谓刻曰‘某侯之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据考证，“关中侯”的始置年代在东汉末，沿至魏晋。“关中”地域所指，大约为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以西，陕西省中部一带。最早的“关中侯”封号呈现在曹魏建安五年，最晚的现在见于南朝。

  现存世的几件“关中侯印”多为河南出土，其间河南博物院藏的“关中侯印”为1981年温县赵堡村收集。1951年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1976年，河北省邯郸市三堤村北邻近均出土的“关中侯印”。此外，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20号墓也出土一枚西晋时期的金“关中侯印”现在为湖南省博物收藏；1985年南京直渎山出土过“关中侯印”。

  眼前这件“关中侯印”在形制上于其他几件根本挨近，就现在的资料来看，官印中的龟纽最早见于西汉前期，并一向沿用到清代。在汉代，龟纽的使用约束规模很广。一般来说，西汉前期的龟纽龟首部分较短，龟身较平伏，工艺也较精密。新莽时期，龟首部分微伸，背甲的中脊拱起，工艺较西汉精密。到了东汉后期，龟首伸昂，背部拱起，工艺则较为粗糙。魏晋六朝时期，印章的形制与纽式等根本秉承汉代，仅仅龟首向外昂伸的起伏更大，龟甲的方式也更为多样。

  展览从先秦的官私玺，到秦汉的官私印与封泥，再到魏晋南北朝、宋元印章，以致明清以来门户篆刻共240余方，时间跨度二千余年。其间门户篆刻又是一门学识。

  展览中明代文彭“琴罢倚松玩鹤”、何震“听鹂深处”，清代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吴熙载方竹四面印、吴昌硕9方田黄印等，均难得一见。

  其间，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青田方章带有多重含义。“琴罢倚松玩鹤”这6字构成了某种文人的闲情；一起作为文徵明长子文彭的印作长时间被后人奉为金科玉律，改造印材，自篆自刻，文人治印，也由此开端。

  在他之前，治印就分为两个阶段：先由文人篆写印文，后交专业印工刻治。这种篆与刻分工的办法，难以表现篆写者与治者一起的审美抱负。文彭早年首要治牙章，由他书写篆文，印由李文甫代刻。从他偶尔得到四筐灯火石后，发现石质印材便于奏刀，雄泽的铁笔在此找到用武之地。为文人治印找到抱负资料。从此，篆与刻合为一体，印章再也不限于印信之用，也不止附庸于书画，而是独立成为一种艺术方式了，文彭也被以为是门户印章的开山祖师。

  这方印款为五面款，除顶款“琴罢倚松玩鹤”外，边款为：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即别墅）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馀之暇，每于余啸傲其间，操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这也可见门户印与玺印的显着差异，门户印前印面多为2.4厘米左右，且无边款。到了石章年代，边款成为了文人展现自己的诗文书法的又一片范畴。

  在此次展览中，从文彭开端，何震、苏宣等明代我们及四百年以来的名家创作都有展现。其间浙派、皖派俱全员上台，海派画家任伯年，前期也曾刻印，展品中有一方他仅存于世的自刻印章。

  展览还展出了印材，其间既有清代撒播的印石名品，也有近现代雕钮大师的著作。展厅之中，搭建了明代文人书房场景，让观众感触明清文人治印的气氛。一起还设置了互动体会区，观众能够在平板电脑上完好地了解并体会一方印章的诞生进程。

  这场560多件展品的“我国印文明大展”尽管展品颇多，其实也依然仅仅展出了印文明之一斑，展览将继续至3月30日，期间将替换部分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