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高赞回答里,有高铁,有桥梁技术,有无人机,有填海造岛,还有医学领域独步天下的急性M3型白血病治疗法。
说实话,提到这些我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最近这些年,中国在所有的领域的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诸多高大上的顶尖科研技术中间,有一条答案让我觉得有点意外,那就是一次性打火机制造技术。
无论你是想抽烟,放二踢脚,还是给菩萨上香,点村里别人家的柴火垛,它都能帮你完成。
没错,因为便宜又好用,老烟民们都养成了这么个“坏”习惯,就是点烟之后打火机会顺手放进兜里,甭管是谁的。
顺的人和被顺的人都无知无觉,直到下一次用火的时候,有人惊觉不了解什么时候家里有十几个打火机,到处都是,有人疑惑怎么刚顺来的打火机又不知踪迹。
甚至有南方人,在口袋里摸出一个印有水疗馆广告的一次性打火机,一看地址竟然在北方城市。
于是有人总结了一句新的格言,说你与这样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烟民的联系都能够最终靠六个一次性打火机。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有空把家里的一次性打火机整理一下,或许还能窥探到一条完整的生活轨迹。
其实和几百块钱的zippo相比,二者的质量并没什么差别。Zippo可以点着的东西,一次性打火机也可以点着,一次性打火机点不着的,zippo也不用指望。
而且,你确定这上面男科、妇科、澳门首家在线赌场的信息用不到?真想用时,外国几百的打火机能帮你联系到人么?
所以,老烟民们或许都曾拥有过一款昂贵的打火机,但时间证明,大部分人最终都会回归到1元钱的这款。
但你肯定想不到,就是这1元钱的小玩意,竟然要涉及液气相变、气体扩散、燃烧条件,火焰控制、打火强度等一系列复杂的计算。
就拿打火机上面一圈金属件来说,它一般是0.2-0.3mm厚度的不锈钢板,通过2次冲压制成。第一次是切割,第二次是成型。
这种普通冲床的工作是有时间间隔的,有人做过一个推算,8个小时的工作时,按照每3秒钟冲一下,差不多可以冲8*60*60/3=9600下,也就是说能做成4800个金属件。
除此之外,一次性打火机还涉及注塑、折弯、弹簧成型等十几道工序,几十种不同设备和多条生产线。
如果所有的零件都这样来算,再加上组装费、物流费,材料费等等另外的费用,一个打火机的成本将远超1元钱的售价。
精于商道的温州人从这个奇特的玩意儿中嗅到了商机,有人把它拆开,再重组,细细研究。
长三角的师傅们可能对新技术、新材料的认知没那么多,但他们对于传统材料和结构却有着极强的理解。
啥地方用廉价的材料可以替代,什么地方能省去,最后依然保证了打火机的功能性和可靠性。
那会儿,没有宽敞的厂房,大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生产出的打火机品质和正版货相差较大,但胜在价格低,只要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
1988年,有移居海外的人回到温州,发现打火机市场有利可图,终于给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打开了通往国外的销路。
与此同时,专业化分工也愈加精细,大大小小的配件厂迅速串珠成链,从配件到组装形成“一条龙”完整产业链。
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打火机小零件还会分发到家庭,提供给农村老太太这一类人来组装,人工费能够更好的降低很多。
那时,只要市面上一出现最新款打火机,温州人总能在第一时间量产并一直在改进,而且成本还不到日本货的1/5。
90年代中期,有日本生产商来到温州考察:一只电子打火机,进口单价至少4元,温州人能做到1~2元,在大规模生产之后,甚至只要0.1-0.3元。
压倒性的价格上的优势,让温州打火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取代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生产地位。
2001年,打火机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年产量超过5.5亿只,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
那时候温州的打火机,早已经不是最初的廉价山寨货,无论工艺还是品质,都已经媲美日韩产品,同时价格最低只到他们的三十分之一。
彼时,所有人都沉浸在行情一片大好的展望中,但一封不请自来的邮件,仿佛一盆冷水将这股刚烧起来的火差点扑灭。
这一年的10月份,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收到了一封来自欧洲打火机协会会长克劳斯·邱博的电子邮件,仔细读完后,他起了一身冷汗。
信中表示,欧盟正在拟定进口打火机的CR法规草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进口价格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一定得安装“防止儿童开启装置”(英文简称CR)。
近些年,温州打火机因为便宜又耐用,一直占据国际市场相当份额,惹得欧洲同行分外眼红。
而促成这一法案拟定的,正是欧洲著名的BIC公司、东海公司等打火机制造商。
事实上,早在1994年,美国就对中国打火机产业实行了CR法规。那时候温州商人并没有重视,导致当年中国出口美国的打火机贸易额下降了70%。
事关整个中国的打火机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发静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寻求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
随后事情迅速发酵,黄发静会同中国外经贸领域的政府官员一起走出国门,在欧盟六国进行交涉谈判。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BIC公司再度要求欧盟对中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很显然他们太着急将中国打火机一棒子打死了。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从打火机生产商、行业协会到各级政府部门和欧洲盟友们,每个人每一刻都在紧张的备战中。
同年12月9日,欧盟宣布原定于2004年6月19日起强制实施的CR法规不再生效。
至此,中国打火机行业在欧盟CR法案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同时,也打赢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反倾销第一案。
彼时,欧洲国家的打火机企业早已申请大量“安全锁”的专利,对于起步较晚的温州企业来说,研究空间基本被“专利壁垒”挤压到所剩无几。
如此一来,当时的温州打火机企业就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研制出自己的专利,要么就花高昂的价格购买国外专利,这就会造成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失去竞争优势。
对于后进者的中国打火机来说,CR法案之争或许更像是一种警示,单纯靠“模仿”的时代已逝去,只有“苦练内功”才能在市场上获得主导权。
正如黄发静所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仍会频繁,能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与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
于是,有人选择继续和CR装置死磕,研制出新的产品,先后在美国和欧盟申请专利。
当年同样参与CR法案抗争的周大虎,把目光投向了海拔2500米以上的国家。
这些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普通防风和直冲型打火机都很难打着火,有时甚至都打不出火。
周大虎很快抓到这一点投入研发,不久之后,虎牌高原防风打火机应声落地,填补了市场在这一块的空白,并率先取得了市场定价的主动权。
比如在国际标准中,破坏性试验要求测试温度为65摄氏度,而新海的试验要求是85摄氏度;承受正、反、侧面三次高度为1.5米的跌落试验,新海则将标准提高到1.8米。
采用这项技术的打火机火焰高度始终控制在25-35mm之间,气体燃烧也更充分,同时因为创新结合使用AS材料,新海恒流阀打火机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
其难点不仅在于结构设计,还有如何将每个零件的成本做到最低,性能最佳。而这种极超高的性价比的工艺,是需要无数次试验才能够得到。
以打火机气箱厚度为例,光是为了确定最佳尺寸配比,新海集团就生产了16万只不一样的尺寸的打火机进行试验。
一经推出,这款打火机迅速抢占了国内外高端打火机市场,当年销售量直接破亿。
2016年,由新海公司为主起草的“浙江制造”团体标准《不可调节式气体打火机》正式对外发布,该标准的有关技术指标均达到了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研发创新本身就是一项花费高,收益慢的投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许多中小型企业不堪重负,相继停产、倒闭。
最辉煌的时候,温州打火机公司数一度高达3000多家,而现在也只剩下4、50家。
有人说,这是温州打火机走向衰亡的征兆,但2020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制造的打火机仍然占据世界份额的95%。
随着产业的发展,打火机生产已形成了包括原材料、零部件和组装在内的完整产业集群。
宁波主攻塑料打火机,广东擅长塑料砂轮打火机,温州则是金属打火机,每一个集群都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集中力量做一件产品。
用机械臂自动调火,人工能够大大减少一半,效率能提高6倍。以前纯靠人工的组装线个打火机,但改用成品翻板组装后,效率提高了20倍。
在各要素成本普遍上涨的今天,一次性打火机通过提高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把价格始终控制在了1元钱。
这种科技是中国制造开始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简单模仿,到实现全自动规模化生产的转变,是中国企业迈向自主研发,创新品牌的步伐。
在进阶这条路上,尽管每个方向都充满艰难险阻,但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才是能真正代表中国的品牌和产品。
把东西做到便宜,是有着绝对的难度。哪些地方能省,哪些地方不能省,是要求对成品很有熟悉的认知。
有人会说,中国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人口优势,这没错,但你把同样一个产品扔给印度人,他们未必出来,做出来了也未必能这么便宜。
而这种能力,被应用到了目之所及的万千生活物品中,便宜、好用是它们共有的特征。
“天上造飞机,地上做拉链”,3毛钱的金属拉链,却浓缩着模具、表面处理、纺织印染等10多个领域、200多道工序。
1元钱的圆珠笔,中国每年会生产380亿支。以前人们都说中国造不出笔尖的“圆珠”,其实是这个生意太小。
同样还有钟表,由于产品品种类型丰富、性能好价格低,中国变成全球日用钟表主要的生产基地。
从表盘、表壳、表带、表玻璃,到螺钉、宝石轴承、发条等零部件,国内产业链形成上下游紧密结合的产业集群,用高效换取利润。
近些年,这一些企业已经逐渐具备了批量生产陀飞轮、万年历、计时码表等复杂多功能机械手表的能力,让中国成为目前除瑞士以外世界上唯一能够生产这类高档机械表的国家。
而在这些数以万计简单的、廉价的产品里,我们渐渐积累出来了现在的工业基础,最后,肥沃的土壤再去滋养另一批高精尖的产业。
如此,在中美如火如荼的贸易战背后,在疫情中,美国有那么多底层人失去工作,而我们却不必太过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