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今天的年轻人，更是少有所闻。

  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学技术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

  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句话，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战略大后方”。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很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假如我们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象日本侵略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然后实施反击。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1938年到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合围时，国民政府才仓促把华东和华中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

  和蒋介石不同，是有计划地实施战略布局。由于“大三线”建设，是在一个比英、法、德面积总和还要大的区域，整个经济与文化得到再造，即使没有战争，也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经济学意义。

  为了抗御外敌，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

  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二线地区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安徽、江西等地区；

  后来明确的三线，主要指云、贵、川地区。国务院根据党中央和主席的决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年至1970年)，开展以西南为重点的内地(三线)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当时内地建设资金占全国投资的比重，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53.7％，激增到66.8％。跟着时间的推移，吸收多方面建议，三线建设扩大划为京广线以西地区：即山西、豫西、湘西、鄂西、广西、以及陕西、甘肃的大山区。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

  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

  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大多数来源于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1964年8月2日，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海军基地，越南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并祸及中国境内。到1966年8月，驻扎越南的美军已经多达42.9万人，对东亚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美军航母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面对战争威胁，中国决定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面对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面对再次的战争威胁，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每一位中国人都同仇敌忾，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台湾蒋介石当局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若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建设将遭受怎样的打击？

  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且没有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和党中央的格外的重视。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于是，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国民经济布局，中央在当年5、6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进行三线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1964年9月，国防工业办公室成立了10个勘察选厂工作队，由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赵尔陆率领，历时两个半月时间，在全国9省47个地市区内，踏勘了1499个点，搜集了各地区的地形地貌、河流山脉走向、水文地质、气象、地震、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动力、建筑材料等大量资源资料。后经综合筛选，选中了适合国家国防军工、国家重点骨干企业的682个点，初步确定了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布局。

  主席于1964年12月22日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提出：“一线要搬家，二、三线要加强，现在再不建设‘三线’，就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在“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从60年代起，国防建设采取了许多举措，备战整军，大规模进行“三线”建设，加强研制生产核武器，成立“第二炮兵”部队，组建民兵师和生产建设兵团等。

  ”的时代召唤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四川大三线建设头三年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

  成昆铁路沿线地形复杂，地势险峻，全线度地震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修建现代化铁路，必然桥隧密集，工程艰巨。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座；开凿隧道427座，总延长344.7千米，其中3千米以上的长隧9座，桥隧总长度占到整条线%。由于地形限制，沿线个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建造在桥梁上和隧道里。从金口河到埃岱段58千米的线千米，几乎成了地下铁道。穿越全线米）的沙马拉达隧道全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

  1965年末，川黔、贵昆两线接近完成，铁道兵两个师转战成昆线万，施工很快达到高潮，按当时的进度原定1968年“七一”建成通车的计划可完全实现。

  虽然成昆铁路是作为国防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而诞生的，但实际上，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是备战，一位社会学家评称：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成昆铁路与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三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彻底改变了建国前西南基本上没有像样铁路的历史。

  在成昆铁路铺通的同时，1970年7月10日，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正式投产。此后历经二十余年，攀枝花两期工程全部建成。依托成昆铁路，重要的航天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在70年代末被建立起来。

  随着三线建设逐步发展，襄渝铁路也于60年代末上马，吸取了成昆铁路建设的经验教训，以铁道兵为主进行修筑，1973年便建成通车，沟通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与华中地区的联系，并依托襄渝铁路，在湖北十堰建成第二汽车制造厂。

  同期，贯穿鄂西、湘西和桂北，作为京广铁路南段“备份线”的枝柳铁路（枝城长江大桥建成后扩展为从太原南下纵贯到湛江的通道）也开工建设。

  在铁路交通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做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奠定了现在的发展基础。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形成了坚固的战略大后方，“中国的避难所”。

  “三线”建设成为了当时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新名词之一。“东汽”、081总厂等就是当年这个宏伟战略上布下的一枚枚棋子之一，作为“三线”建设中的一个又一个产物，其辉煌的业绩数不胜数。长达16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国家累计投入资金2052.68亿元。

  据统计，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战略核武器、电子、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多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同时，着重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10条铁路干线，相继建成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公司984家及有色金属企业945家。仅1965年到1975年期间，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兴的机械工业基地，出现了攀枝花、十堰、六盘水和金昌等新兴工业城市，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机械、钢铁、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形成了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中心。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些甚至是一厂多点。由于山区内信息闭塞，产出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012基地：陕西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弹。

  062基地（航天七院）四川万源—成都。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6基地（三江航天）：湖北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陕西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湖南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四川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闻喜东镇，厂区分布在山西绛县、翼城和垣曲。

  葛洲坝水电站 （湖北省宜昌市） 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61亿度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和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筑设计企业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公司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变为当地的旅游景点。

  三线建设是我国国防工业的一次大飞跃，建立起了包括电子、兵器、船舶、航空、航天、核能在内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一大批国防生产基础和尖端科研试验基地相继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武器装备生产主要是依靠一二线的状况，生产能力占全国的一半多，极大改善了我国国防工业布局。掌握了、氢弹等高端技术装备，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改变了世界大国的核平衡局势。三线地区成为了我国稳固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并发挥长久的作用。

  经过以“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公司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它们许多慢慢的变成了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如今，酒泉航天基地又实现了中国人邀游太空的梦想。

  优化了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新中国建立之初，现代工业十分薄弱，而且大多分布在在沿海和东北，布局上任旧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不合理局面。三线建设的上马，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基地和新型工业城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至197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公司达到约19万个，沿海地区约为15万个；中西部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793亿元，沿海为1401亿元。由此可见，三线建设对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力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某一种意义上接替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与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实现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有专家形象地比喻，三线建设是我国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矿产资源的开发、工厂的建立，诸多如攀枝花、六盘水、金昌等曾经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对周边发展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至1980年，西部地区工业公司的数量、职工人数、固定资产、产值分别是1964年的2.14倍、3.47倍、5.0倍、4.6倍，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同时，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大量迁入，使西部地区具有了雄厚的科技力量和先进的科技装备，机场、铁路、公路的修建，学校、医院、商业网点的建立，使基础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程度、医疗保障等明显提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评价，三线建设带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开展了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伟大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种探索是开创性的。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和完整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产业、技术、物质和人才基础。三线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史上的辉煌一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经济和自然环境条件下，三线建设者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了种种很难来想象的困难，创造性开展工作，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谱写出无数动人的爱国主义篇章，润育出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红色革命基因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永远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

  ”的“三线精神”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精神”体现了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胸怀大局的担当精神、精诚合作的团结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包含着为党、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勇于付出乃至牺牲的家国情怀和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

  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三线建设的决策、组织发动和推进，无一不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党是三线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组织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社会号召等巨大作用，员发挥出了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和先进集体。党的领导是“三线精神”的灵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政治保证。今天，在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一定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

  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三线建设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进行的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与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方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坚持勇于斗争。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在当时艰难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广大三线建设者战天斗地，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要实现伟大梦想，一定要进行伟大斗争，才能在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考验中做到行稳致远。

  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坚持担当作为。当年，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数百万“三线人”挺身而出，怀揣着一颗赤诚之心，舍小家顾大家，舍小我成大义，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干成了顶天立地的事业，为年轻的共和国挺起了脊梁，用忠诚甚至生命践行了使命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当前，迫切地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牢固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担起“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责任，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勇于作为，善作善成，不断展现新作为。

  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保持紧密团结。三线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行动一致进行的大协作，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种协作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认识的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三线人“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大局意识奉献精神，是中央部委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力配合，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努力的结果。

  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回首新中国奋斗历程，每当遇到风险挑战，我们总是能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始终发扬伟大团结精神，促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密团结在一起，就能够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就能不断取得前进道路上的辉煌成就。

  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保持开拓创新。三线建设是自力更生的开拓创新，这种创新既体现在科学科技上的不断突破，如突破“地质禁区”建成成昆铁路、用普通高炉将“呆矿”变“宝藏”等，也体现在体制机制上的敢为人先。正是依靠创新，克服了超出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许许多多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唯如此，方能闯过前进道路上无数的的激流险滩。

  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一定要保持优良作风。三线建设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职工同出工同劳动，不讲待遇，不计回报，不图名利，用无私的奉献树立了清正廉洁务实的形象，凝结起了党心民心，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员作风的好坏体现党风的好坏，党的作风必然的联系人心向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带动全社会形成和保持良好风气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守和弘扬“三线精神”，从始至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以优良的作风和清正廉洁的形象，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支持和拥护。